伴随着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起飞与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步增强，其影响力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也显著提升。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之下，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体现了其在全球层面的坚定领导力，并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也引发了来自外部的忧虑。印度和英国的资方担心中国正在挑战现有的全球秩序，并试图建立由其主导的新秩序。如果不能消除这些忧虑，“一带一路”倡议所获得的国外支持将会非常有限，甚至可能在未来阻碍中国在全球治理层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些外部力量，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传统大国，仍然从零和的地缘政治视角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因此为获得这一倡议的成功，中国需要专注国内发展，与国际社会加强互信，并主动承担其作为主要利益相关方在国际秩序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增加其非货币投资和扩大互利的国际合作领域。
专注国内和区域发展
对中国政府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区域互联互通、促进中国国内发展，而非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中国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互利共赢合作，中国同参与该倡议的其他国家将共同获益。该倡议是中国“十三五规划（2016-2020）”的重中之重。中国商务部在2017年5月发布的数字显示，2013年以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已超过500亿美元，且中国企业已成立56个经贸合作区，产生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并为当地创造了180,000个工作岗位。
而在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的同时，中国也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项目拓展至中国西部较不发达的省份，从而解决其国内发展不平衡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例如，中巴经济走廊将连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喀什市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同样地，中欧班列将中国西部与欧洲相连接，为加强经贸联系创造机会。“一带一路”倡议还为钢铁和水泥制造业等建筑相关行业在“一带一路”地区的盈利创造了机会。此外，中国企业还可以从新市场、资源和“一带一路”国家相对较低的经营成本中获益。
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对中国促进区域合作和发展的努力表示欢迎，但仍有不少人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示忧虑，他们担心中国将利用其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重塑当下的国际经济秩序，从而体现其自身利益，或控制对中国政府负有巨债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多年以来人们就在讨论中国是维持现状大国还是修正主义大国这一问题。随着中国逐渐放弃其韬光养晦的外交手段，寻求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主导作用（包括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更加坚定地维护其在南海的领土权利并更多地参与多边组织），这些问题再次成为焦点。为应对这些担忧，中国应强调，其国内的发展也是“一带一路”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实践上也要继续专注于促进国内发展，特别是国内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不情愿的全球领导者
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大国似乎正在退出全球治理。英国全民公投退出欧盟、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欧洲部分国家爆发的大规模游行都指向反全球化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被认为具有侵略性和投机性。
然而，长久以来，西方大国一直在呼吁中国应当更多地参与应对全球挑战，并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表明，如果西方大国退出，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可能被迫介入（全球秩序的重塑）：“如果需要中国扮演领导角色，那么中国也会承担责任。”西方观察家也做出了同样的评论。例如，牛津经济研究院驻香港亚洲经济部主任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中国将很有可能利用这一倡议来填补这些（西方国家由于“反全球化”而退出所产生的）空白，这可以理解并且符合逻辑。”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国通过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区域和全球公共物品，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另类发展道路
许多国外观察家和政府担心，中国在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不同于自由民主的另类发展道路。“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几乎没有人会对此表示异议。然而，中国政府提出该倡议的目的并不是改变全球经济秩序，相反，其基本设计宗旨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额外资源、最佳实践经验和专门技术。从中国的视角出发，中国认为其可以分享三十多年来的发展经验，这些与渐进改革、市场发展、激励机制、政策实验、出口导向的增长和国家资本主义相关的独特经验和制度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随着中国投资海外项目及其体制和文化影响力的扩大，中国也有信心并有意愿分享其发展经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平台。1994年，中国商务部开始为发展中国家的官员提供培训。“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这一培训项目成为该战略的一部分。2015年，中国设立“一带一路”倡议奖学金，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来华攻读专业及学术学位。中国领导层希望，这些努力将有利于中国在未来进一步发挥其影响力，并为此传递积极的信号。
许多事实表明，中国正在全球经济秩序中树立权威，而中国并非旨在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或积极寻求全球领导力。随着其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可能采用更多的政治甚至军事手段以保护其海外利益（例如，中国海军在也门危机期间协助从亚丁湾撤侨）。但这些努力与构成全球政治秩序的关键基本原则并不冲突，如尊重他国的领土主权、和平解决冲突、通过多边组织协商问题等。所有这些原则都不与中国的核心利益相抵触。
在当前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已经是重要的参与者。中国是公认的核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意愿修正全球政治秩序。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全球大国之间可能存在矛盾或冲突，但大部分冲突都可能，也应当，在现有的国际秩序框架内解决（例如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中国坚持在WTO的框架体系内解决争议）。从表面上看，中国正在告别过去那种韬光养晦的外交手段而变得更加积极主动，这是其提升外交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但寻求更大的影响力并不意味着修正和挑战现状。
展望未来
尽管未来面临着来自金融、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种种不确定性与风险，中国仍决定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面对已经存在的和可能出现的外部质疑，中国也应积极应对；中国要进一步向区域和全球利益相关方解释其初衷，消除他们的疑虑。在战术层面，中国不应只依赖其慷慨的经济援助来赢得合作伙伴国家的支持。从长期来看，中国需要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隐性利好，例如分享发展经验和专业技术、促进区域和全球合作，并打造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
尽管中国尚不能，也不试图，以其一己之力重塑全球经济秩序，但只要中国经济与社会仍在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将使中国在制定国际规则和惯例及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退出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我相信，未来在全球治理层面，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终极考验取决于其是否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支持与认同，以及其更加务实灵活的外交方法。
注：本文作者刘伟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此文最初发表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网站上(http://www.carnegietsinghua.org)，由清华—卡内基中心授权FT中文网发表。清华—卡内基中心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共同创立，就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开展合作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专门从事外交事务研究的知名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