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最有名的首相名叫乌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他也经历了一个“脱美国化”的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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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28日23时许，帕尔梅与夫人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家电影院看完电影《莫扎特兄弟》，步行回家。其时摄氏零下6度，街上行人稀少。
那个时候的瑞典，政局稳定，犯罪率很低，帕尔梅经常不带警卫外出。
突然，一个站在街旁的人调转身来，把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帕尔梅的背部。第一声枪响之后，帕尔梅倒在血泊之中；第二声枪响，帕尔梅的夫人莉斯贝特倒地。
凶手迅疾逃逸。一位出租车司机报警后，帕尔梅夫妇被送到了医院。3月1 日凌晨0时6分，帕尔梅不治而亡，他的夫人因未被击中要害而获救。
世界震惊！
他是战后西欧第一位被谋杀的在位的领导人。
他是在美苏之间创立“第三条道路”的领袖人物。
他从1969年起担任瑞典首相八年，1982年再次出任首相。
他主政下的瑞典摆脱了二战时因中立带来的羞辱，提高了国际地位。
帕尔梅的国际声誉主要来自于：1、反对越战、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提倡和平主义，呼吁核裁军；2、他领导的社民党在瑞典构建了一个“全民福利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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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帕尔梅的经历，他与瑞典早期主张建立福利社会的学者有着一些十分相似的地方。比如，他们先是对美国充满了仰慕之感，把美国视为理想中最美好的国家，继而又在“美国梦”的破灭中找寻瑞典的发展方向。
最新发现的档案表明，帕尔梅在40年代从事学生运动时，就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过接触，中情局甚至有过招募他的计划。在帕尔梅当时所写的文章中，人们可以读到“美国将主宰欧洲和世界”这样的字句。帕尔梅相信，美国是一个能够体现他所追求的公平、自由的理想社会。
像许多他的前辈一样，帕尔梅也是在去过美国之后，在亲眼目睹了美国的另一面之后，才发生转变的。
1948年，帕尔梅去美国学习，他以300美元走了美国35个州，全靠搭车和朋友帮助。在那里，他看到了种族歧视、贫富差距和种种不公正的现象，正是这些所见所闻让他更容易接受当时出现的新制度学派的理论。
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创立的这个学派，对50年代初的瑞典社民党人形成了重要影响。该学派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会自动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需要政府和计划发挥相应的作用。从帕尔梅后来的有关福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学派的影子。
不过，帕尔梅心目中美国形象的完全改变，是在美军战机轰炸北越之后。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曾经把美国作为和平与保护人类基本价值方面的道德领袖和权威，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对美国对河内的轰炸感到无比失望。”
从那时起，帕尔梅就因反对越战而成为西方媒体眼中的“明星”。他对美国政策的激烈批评让美国人感到十分难堪，尼克松政府甚至以降低使馆的规格来表示不满。
恐惧苏联模式，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对瑞典来说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反美的事情发生在瑞典，让许多西方人想不通。
由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大批瑞典人移居美国，几乎每个瑞典家庭都有亲戚在美国。但帕尔梅的反美主义却得到了广泛支持，瑞典人把他看成了一个世界级的领袖人物。
我曾经同一位瑞典学者探讨过这一现象，他告诉我，很多瑞典人正是因为非常了解美国，才不喜欢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其说他们有反美情绪，倒不如说，他们更害怕在“美国化”的影响下，他们会失去现在能享受到的一切。
英国《泰晤士报》当时的评论是这样分析瑞典人的反美情绪的，“谁也不知道，如果没有在瑞典当政达四十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党人，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
英国《泰晤士报》当时的评论是这样分析瑞典人的反美情绪的，“谁也不知道，如果没有在瑞典当政达四十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党人，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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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模式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往往会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参照。
帕尔梅和他的同僚们、学者们在构建福利社会的时候，或多或少地会根据美国模式来做校正。这样的校正有时会有些过火，甚至会偏向另一个极端。比如福利，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正是在帕尔梅主政下的瑞典， 全民福利的包袱变得越来越重。
但是，如此对比与校正的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使得缪尔达尔、阿尔瓦和帕尔梅这样一些社民党人对选择全民福利的道路更有信心。
当公平的理念成为深藏瑞典人心中的一种价值观，他们就总是会用这种理念去衡量其他的模式。即使是美国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他们依然会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丢弃不需要的。
他们在对美国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开始寻找一条能够解决或避免这些矛盾的新发展道路，一条能够控制资本力量盲目发展、扩张的新路。
瑞典模式的建造者们创建的理论与实践，展现了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和社会发展链条上的重要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