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规模恐怖袭击在欧洲本土发生之后，欧洲领导人现在认为自己与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处在战争状态，但他们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因为敌人藏身在巴黎、布鲁塞尔和其他欧洲城市里的少数族裔聚居区，那是它们自己境内的问题国家。
伊斯兰国也称为ISIS和ISIL。虽然法国和英国已经在与美国一道，对叙利亚城市拉卡以及被该组织控制的其他区域开展轰炸行动，但在理解和对待本国公民对伊斯兰国的崛起给予的支持时，欧洲面临着更困难的问题。这些人大多是第三代穆斯林移民，住在与国民文化脱节的贫困社区，逐渐变成了激进分子。
伊斯兰国自2015年1月以来对巴黎发起的两起袭击，以及本周二在布鲁塞尔发生的三连环爆炸案中，这些社区发挥了孵化作用，扮演了重大角色。
政治分析人士说，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需要加强情报合作、共享疑似激进分子以及从叙利亚返回的作战人员的名单。欧洲各国政府也必须制定内部策略，应对本国境内的威胁——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构成了深刻的社会问题，此外还有安保方面的两难局面，因为加强安全引发了民众对监控、司法和公民自由的担忧。
“你可以轰炸拉卡，可能觉得那是战争，但你没办法轰炸莫伦贝克、斯哈尔贝克或圣但尼，除非你准备打内战，”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所长弗朗索瓦·埃斯堡(François Heisbourg)说。他指的是布鲁塞尔和巴黎的穆斯林聚居区。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和总理曼纽尔·瓦尔斯(Manuel Valls)曾多次把欧洲对伊斯兰国的打击称为战争；埃斯堡说，那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词。
“它从拉卡开始，可能会以阿尔及利亚内战而告终，但那将是‘达伊沙’(Daesh)的最终胜利，他们希望我们的社会自相残杀，”他说。达伊沙是阿拉伯语，指伊斯兰国。
更进一步说，埃斯堡认为，“说那是战争，是在助长达伊沙的士气，因为它希望大家认为它拥有国家、战士和烈士。”对于欧洲那些愤怒、贫穷、被孤立的穆斯林年轻人来说，“把自己看成是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和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参加对抗十字军的圣战”恰恰是伊斯兰国的宣传方针。
防务研究机构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Royal UnitedServices Institute)的国际安全研究主管拉菲洛·潘图奇(Raffaello Pantucci)说，由于欧洲与伊斯兰国的对抗具有这种双重性，它不仅和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不同，而且复杂性倍增。
“我们需要予以双重回应，”他说，在境外要更积极地对抗伊斯兰国，但在境内不要那么好斗，要强调在被孤立、权利被剥夺的社区开展长期的社会工作。
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反对一些激进的观点，犯过轻微罪行的年轻人往往能从这些观点中找到意义。大多数欧洲恐怖嫌疑人当地警方都认识。
“人们认识到，这不是一场靠轰炸或开枪就能结束的战争，你必须对付本国境内的激进分子，了解他们探索这种另类身份的原因，”潘图奇说。他曾经就这个问题写了一本书，名为《我们热爱死亡就像你们热爱生命：英国的郊区恐怖分子》(We Love Death as You Love Life: Britain’s Suburban Terrorists)。
他说，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有一些被孤立、权利被剥夺的重要社区：比如英国的布拉德福德是克什米尔人密集区，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爆炸案主犯就来自那里；以穆斯林为主的东伯明翰，滋生了有组织犯罪和极端主义；还有法国大城市的郊区，移民密集的地方。
比利时是一个特例，它被不同的语言所割裂，拥有过多的本地和国家联邦机制以及警察部队。比利时以维持族群多元化，维持日常相安无事为名，对自我形成贫民窟的过程，或者自我隔离的状况放任不管，程度更甚于其他国家。
埃斯堡说，结果就形成了“反恐活动的重灾区”。这里有“主管机构去不了的地方，他们很难找到线人和情报提供者”，他指出，很多参加了法国袭击行动的法国公民就住在布鲁塞尔的居民区，比如莫伦贝克。
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伊斯兰教学者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和其他一些政治学家认为，伊斯兰教不是激进化的原因，但对于权力遭到剥夺的穆斯林青年来说，它是怒气激进化的一个很好载体。
在这一点上，欧洲几乎没有容易的解决办法，尤其是在伊斯兰国试图操纵欧洲对恐怖主义和移民的恐惧时。研究伊斯兰教激进派和郊区问题的社会学家吉勒·凯佩尔(Gilles Kepel)称，伊斯兰国的部分意图是调动对“内部敌人”的恐惧，造成欧洲穆斯林民众受到进一步的排斥，从而让他们在国内变得激进，以便在欧洲穆斯林和十字军国家之间制造一种内战。
埃斯堡警告称，用拒绝入籍、滥用公民自由或宣布无限期紧急状态来应对恐怖主义，“可能会为欧洲社会最终爆发内战创造条件，而这显然正是达伊什(Daesh)所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