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与法国自封的“黄背心”(gilets jaunes)愤怒抗议之间的斗争并不太复杂。这位总统在入主爱丽舍宫(Elysée Palace)的过程中猛烈攻击了法国政治建制派的堡垒，随后推行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改革。但事实证明，他不太擅长政治。
对黄背心抗议者猛击马克龙的朱庇特（Jupiter，古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译者注）式总统任期的方式感到满意的，不仅仅是“深度法国”(la France profonde)。几天前，巴黎精英阶层的一名“付费会员”在谈到总统的麻烦时表示，我们目睹的是从莫斯科的败退。去年夏天，马克龙在莫斯科为法国足球队赢得世界杯欢呼，以此来纪念他执政的第一年。现在呢？部长级官员们接二连三地辞职，黄背心们每周都走上街头，这些都导致他的支持率下降。
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距离拉大、导致欧洲各国政府变得不稳定之际，马克龙忽视了更基本的政治规则之一。他领导的由超级聪明的技术官僚组成的政府，强行介入了选民和他们的车辆之间的关系。对于都市精英来说，汽车并不重要。但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汽车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体现，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工具。
马克龙并非第一个犯下这种错误的人。2000年，年轻且之前一直人气极高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无能为力地看着英国的油库被抗议油价上涨的人群封锁。英国一下子陷入停滞。这个教训被汲取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10年里，英国政府有9年冻结了燃油税。
在欧洲很多国家，繁荣城市与苦苦挣扎的外省城镇和农村地区之间存在政治隔阂，人们对汽车的对立态度就很好地反映出这一点。在2016年的英国退欧公投中，英国多数大都市支持留在欧盟。退欧投票来自外省城镇。支持留欧者可以乘公共汽车或地铁；对于支持退欧者而言，汽车往往是去上学或上班的唯一出行选择。富人们担心空气质量；他们的外省表亲们担心加满汽车油箱的价格。
前几天，一位巴黎朋友提醒我，汽车在法国政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1950年代，布热德运动(Poujadist movement)——当今黄背心的灵感来源——的经济诉求几乎击倒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建制派之所以得救，仅仅是因为快速增加的汽车保有量为法国小镇的不满情绪提供了一个安全阀。
马克龙在去年秋季的不幸之处在于，在实施计划已久的燃油税上调之前，价格已经屡次被市场推高，与此同时政府出台了下调二级公路限速的安全措施。雪上加霜的是，政府还对行驶在法国乡间道路上的大量旧车加强了安全检查。这一切意味着，对生活水平的攻击变成了对许多法国公民的基本自由的攻击。
单独来讲，这些措施各有其道理。把它们放在一起，它们就划出爱丽舍宫技术官僚的世界观与巴黎环城路以外居民的严酷生活现实之间的鸿沟。外表也很重要。马克龙的总理和内阁成员即使在巴黎的时装秀上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只有71岁的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在外表上可以同“乡下人”打成一片。
总统在进行补救。他冻结了燃油税，提高了最低工资人士的福利，并与他之前不愿搭理的外省市长们恢复了关系。他永远不会成为一名平民政客，但他推出了一轮大肆宣扬的全国磋商，邀请公民就如何塑造未来各抒己见。
倾听，更重要的是让别人看到你在倾听，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改名后的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向抗议者提供的只是替罪羊和万金油。替罪羊是精英阶层、穆斯林移民和欧盟(EU)；万金油是蜷缩在法国堡垒墙后面的经济。换句话说，只有愤怒和怨恨。但就像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者一样，勒庞有一个强项——她能半真半假地摆出有人正在认真倾听掉队者的不满的姿态。
马克龙的改革议程遭到了不公平的诋毁。诚然，早期某些针对富人的减税措施发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信号。但从根本上说，他在教育与培训、福利以及税收方面的改革是为了拓宽机会。对民粹主义的最佳回应是一份在经济上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契约，化解那些被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推到一旁的人群的不满。
这是在今年5月欧洲选举中将要展开的战斗。但在欧洲领导人中，几乎只有马克龙一人在推动这种契约。他没有得到太多帮助。最近他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德合作条约。该条约有一些有用的内容，特别是在共同防卫领域。但柏林方面不得不被拖到谈判桌前。默克尔在讲起欧洲团结时头头是道。实际行动却远远不够。然而，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德国也需要马克龙取得成功。
